“堅韌、忠勇、開放、爭先”——重慶城市精神表述語短短8個字，字字珠璣，氣勢磅礴，集中體現了重慶的城市文化品格和集體人格，展現了巴渝兒女的價值取向、行為取向，吹響了重慶精神立德、人文立城的集結號。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內在核心，涵蓋價值理念、道德觀念、文化精神和精神追求等。那么，從文化向度看，“堅韌、忠勇、開放、爭先”這8個字、4組詞有何內在邏輯呢？

堅韌——寓意矢志不渝、篤行不怠。

城市精神，是一個民族跨時代的文化傳承，也是民族文化在特定地域的創造性實現。它既是歷史性的，也是現實的。

“堅韌”作為重慶城市精神的“根”，無疑是重慶人集體人格的呈現，具有極強的辨識度。

從文化地理學視角看，重慶多山，其中山地面積占75.8%；重慶多水，長江干流貫穿全境，并匯集嘉陵江、烏江等大小支流上百條，在山地中形成眾多峽谷。

大山賦予了重慶人爬坡上坎、敦厚樸實、勇于登攀的品質；大江練就了重慶人激流勇進、不畏艱險、敢闖敢拼的秉性，進而孕育了重慶“堅韌”的城市精神。

從歷史文化視角看，200萬年前，巫山人開拓洪荒，被譽為“東亞人類搖籃”；5000年前，巴人及其后代，扎根山野，敢闖敢試，艱難生存，筑就大城；600年前，湖廣人，艱難跋涉，插占為業，重啟洪荒，在重慶起家；80多年前，中華民族存亡之際，重慶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展現了“愈炸愈強”的堅韌形象；改革開放后，重慶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造就了一座工業興盛、商業繁榮的超大城市；30多年前，百萬三峽移民告別故土，“舍小家、顧大家、為國家”，創造了“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的人間奇跡……

從遠古走到今天，不難看出，重慶人磨礪出了愚公移山的恒心、勇于攀登的意志、逆水行舟的頑強、激流勇進的膽略、開放兼容的胸襟、放眼天下的視野，展現出志存高遠、豪情萬丈、無限寬廣的博大胸懷，最終凝聚成了“堅韌”的城市精神，祖祖輩輩代代相傳，歷久彌新。

從革命文化視角看，1927年3月，四川軍閥劉湘在重慶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慘案”，大批中共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殺，組織被破壞，楊闇公、漆南薰、陳達三、冉鈞等壯烈犧牲。

“光明日月無私照，萬古經天給與人。”中共中央又連續向川渝地區派出了傅烈、周貢植、劉愿庵等人，以“堅韌”之志，為黨工作，均壯烈犧牲，鼓舞更多的后來者持續奮斗。

在以江竹筠為代表的歌樂山烈士英雄群體身上，既彰顯著紅巖精神的本質屬性，又具有他們所特有的堅韌頑強的精神品質。

忠勇——寓意堅守信仰、永葆初心。

重慶是一塊英雄的土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巴渝大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忠勇”早已植入重慶人的文化血脈中。

東周末年，群雄四起。古巴國將領巴蔓子為解巴國之困，向楚國借兵。借兵時巴蔓子允諾楚王，事成之后將三座城池送與楚國。楚國出兵解了巴國之困后，向巴國索要承諾的三城。巴蔓子既不愿行不忠之事割讓城池，又不愿行不義之事違背諾言，唯有獻出自己的項上人頭以示忠義。

巴蔓子死后，巴國深受其恩，將他的無頭之身厚葬于巴國首府江州（今重慶城）。楚王也被其精神與義舉感動，對他的頭首奉以上卿之禮，葬于楚國荊門山之陽。

南宋抗元斗爭中，面對蒙古軍隊的強大進攻，重慶軍民在釣魚城堅守了36年之久，創造了古代軍事史上抗蒙防守“獨釣中原”的奇跡，成為“忠義勇武”傳統文化精神的象征，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重慶地區同樣是英雄輩出。如“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提出了建立“中華共和國”的理想，以一部《革命軍》而名動天下，被孫中山稱贊為“惟蜀有才，奇俊瑰落”，毛澤東感嘆鄒容“提出了一個民主革命的簡單綱領”“可惜英年早逝”。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先進的重慶人為救國救民而追求真理，忠于信仰，忠于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寫下了堅守信仰、永葆初心的“忠勇”篇章。

年少的劉伯承，立下了“拯民于水火”的志向；聶榮臻元帥20歲時走出重慶，懷揣的就是為“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食”“均能享安樂”的初心；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楊闇公的人生信念，是“人生如馬掌鐵，磨滅方休”……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痹谥袊伯a黨人的精神譜系中，有一種熠熠生輝的精神——“紅巖精神”，光照千秋，成為重慶人和城市精神品質的內核。

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曾題詩“未變堅貞一片心”，表達了紅巖人理想信念堅定、對黨絕對忠誠的高尚品質。

開放——寓意創新進取、開明包容。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能夠傳承發展至今，離不開其突出的開放與包容。

在重慶，開放總體上貫穿了各個歷史時期。晉代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由此可見，彼時的巴人已走出了巴山渝水。

在文化交融方面，巴渝大地與東楚、西蜀同山共水，同風共俗。尤其是共飲一江水的天然屬性，共同經歷的每個歷史時期，使它們成為長江文化鏈中開放交融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巴地與楚地文化交流為例，敬鬼神、祭祖宗、萬物有靈的巫教和巫文化就是楚人與巴人共同的信仰、相同的文化。其中，文有屈原、武有巴蔓子，就是巴楚文化天空中最耀眼的“雙子星”。

與此同時，隨著歷朝歷代的移民們涌進涌出，重慶敞開大門，育化出了多姿多彩的移民文化。

在對外開放方面，1890年，中英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重慶開為商埠。次年3月，重慶海關成立。隨后，各國在重慶紛紛設立領事館，開辟租界。重慶被迫開埠，雖屬西方列強侵略之舉，但客觀上加強了重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育化出重慶建市良機和近現代城市文化，一座新型工商業城市應運而生。

抗戰爆發，“陪都”重慶成了大后方對外貿易中心；新中國建立之初，重慶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統籌解放和經略大西南；“三線建設”，重慶敞開胸懷，讓山城建成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后，重慶又成為內陸開放最早的城市之一；進入新時代，尤其是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賦予重慶奮力打造新時代西部大開發重要戰略支點、內陸開放綜合樞紐“兩大定位”。

由此可見，重慶是一座開放之城，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質和開放包容的城市性格。

爭先——寓意敢為人先、勇立潮頭。

在巴渝這片土地上，從古至今，有無數事例彰顯了重慶“爭先”的城市精神特質。

漢朝，云陽人扶嘉父女掘白兔等9口鹽井，開創中國最早的鹽場；南宋大足人趙智鳳傾盡畢生心血，開鑿寶頂石刻……

近代，實業家盧作孚用畢生精力推行鄉村建設、開展教育改革、興辦工商實業，以敢為人先的勇氣走在了時代前列。他創辦的民生公司一統長江上游航運，改寫了我國內河航運外國船只橫行的屈辱歷史；在鄉村建設實驗中，建成了四川第一條鐵路——北川鐵路；創立了當時中國唯一的、最大的民辦科研機構——中國西部科學院。

新中國成立后，重慶文化藝術界更是在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等領域取得長足進步，文藝事業百花齊放、生機勃勃。

上世紀50年代，李少言、牛文、林軍等一批原晉綏解放區的版畫家來渝，與李煥民、宋廣訓、吳凡等一批從藝術院校畢業的青年一起，開創了中國現實主義美術新紀元。其中，《蒲公英》在德國舉行的國際書籍藝術展覽會獲得金獎，是中國版畫首次在國際重要藝術展覽中獲得最高獎。

文學創作，碩果滿枝。1961年12月，長篇小說《紅巖》橫空出世。該書語言樸實，筆調悲壯，展現了江姐、許云峰等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如今，該書發行量逾1000萬冊，成為歌劇《江姐》、歌曲《紅梅贊》、電影《在烈火中永生》等眾多文藝作品的題材源泉，堪稱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舶來的油畫藝術，經重慶再造，同樣問鼎高峰。1980年，羅中立創作的油畫《父親》問世，濃郁的色調、精湛細膩的筆觸，塑造了一位情感真摯、淳樸憨厚的普通農民形象，無數觀眾邊看邊流淚，此作品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舞臺藝術，人才輩出、群星閃耀。川劇《金子》《江姐》奪得中國舞臺藝術領域最高政府獎——文華大獎，舞劇《絕對考驗》獲得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等。

近年來，重慶聚力高質量構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造高品質生活，累計建成圖書館分館1771個、文化館分館1287個、新型公共文化空間375個，全市公共圖書館、文化館一級館率分別達90.7%、95%，位列全國第三、第二。

由此可見，縱觀重慶3000多年歷史，巴渝兒女始終以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奮勇爭先、勇立潮頭，無處不彰顯“爭先”的城市精神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