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余年前，成渝鐵路沿線考古，讓新中國的考古工作完成了從被動搶救到主動守護的制度演進；

30多年前，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三峽考古讓“考古前置”模式在重慶的長江兩岸得以逐步推廣；

新時代，成渝兩地率先將“考古前置”納入城市建設與考古發掘的相關政策中，共同推進多項“考古中國”重大項目……

回望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之路，從不乏成渝雙城的身影。

在這里，璀璨的巴蜀文明如煌煌史書般，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中，用有據可考的珍貴文物一頁頁謄錄。

在這里，當推土機與洛陽鏟相遇時，發展的速度與歷史的深度達成了和解……

時光里的“雙城芳華”是如何繪就的？

6月13日，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拉開大幕的《雙城芳華——新時代成渝地區基建考古成果展》上，來自成渝兩地文物考古研究院的230余件套文物展品、大量珍貴的考古圖像資料給出了答案。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副館長白九江說，這場展覽不僅是一場成渝兩地考古成果的盛宴，更是一部關于城市如何與歷史共生的啟示錄。

成渝鐵路考古拉開新中國基建考古序幕

1950年，四川資陽蓮花山，新中國的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正在緊鑼密鼓地修建中。

隨著施工人員手中鐵鍬的翻動，一件與眾不同的器物出現在了人們面前。

這是什么？帶著疑問，大家小心翼翼地一點點刨開周圍的泥土。

誰也沒有料到，在這塊土地中，65件帶著時光印記的文物陸續出土。正如誰也沒有料到，新中國基建考古的序幕將由此打開。

這便是展覽的開篇之作——以“新中國的基建考古”為敘事起點，回溯成渝雙城從被動搶救到主動守護的制度演進。

宋代的弦紋銅杯銅瓶來了，它現身展廳之中，講述著古代巴蜀人民的一飲一啄。

清代的翡翠馬鐙戒來了，清代的玻璃串珠也來了，它們與琳瑯滿目的首飾一起亮相展廳，用精美的器型展示古代巴蜀地區上至達官貴人下到平民百姓的愛美之心。

它們，分屬于時間長河的不同流域，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來源——成渝鐵路沿線采集。

回望這段歷史，原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館長王川平仍心情激動。

在修建成渝鐵路的整個過程中，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為了保護成渝鐵路沿線的古跡，以及即將出土的文物，不僅要求每個工地執行加強保護文物的通令，還親自“點將”，組建考古團。1950年，為了尋找人才，鄧小平親自求賢，登門拜訪重慶大學著名學者張圣奘教授，力邀他擔任團長。

為了這次搶救性發掘，鄧小平說過一句“很重”的話——“若文物受到損害，就是我們這輩人的罪過”。

在鄧小平的不斷激勵與關心下，功夫不負有心人，就在這處考古工地，僅僅一個月之后，著名的“資陽人頭骨化石”便由張圣奘教授發現出土，成為轟動海內外的新聞。

坐鎮重慶的鄧小平獲悉后，馬上回電嘉獎，并上報國務院。

“后來，成渝鐵路沿線出土了1200余件文物，為西南博物院的組建奠定了扎實的文物基礎?！蓖醮ㄆ秸f。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西南軍政委員會召開籌建西南博物院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會議。

1951年10月，百廢待興的新重慶便舉辦了高規格的“西南區文物展覽會”。而圍繞成渝鐵路開展的文物搶救性發掘工作，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個基建考古項目。

三峽考古的“考古前置”模式在全國推廣

時光荏苒，在成渝鐵路通車45年后，一場舉全國之力的文物搶救工程在重慶拉開大幕，它就是聞名世界的三峽考古。

這場歷時6年的文物大搶救，究竟救出了多少文物？

珍貴文物6000余件，一般文物6萬余件！

看，距今6000多年前的巫山大溪人，就已經開始制作首飾了，他們將黑色的滑石進行打磨，做成了圓形鏤空的耳鐺，愛美的大溪人還在耳鐺內壁刻上了豎條形中柱，上下題刻兩個反向的人面作為裝飾。

看，2000年前的重慶人，就開始使用“皮帶扣”了，而且這個“皮帶扣”的精美程度讓人驚嘆，帶鉤的鉤首為龍頭，弓形鉤身上鑲嵌著兩枚磨光貝殼，貝殼周圍還雕刻著精美的龍爪紋飾。

看，800年前的鐵雷來了，它們躲過了戰火的侵襲現身展廳。這些鐵雷采用硬度非常高、壁厚超過1厘米的白口鑄鐵作為外殼，具備較大的殺傷力和威懾力，穿越數百年時光而來的它們，向觀眾講述著那個冷熱兵器交替時代的故事。

作為全程參與其中的文物工作者，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重慶師范大學二級教授鄒后曦說，這一時期，考古學家們先后提出了“楠木園文化”“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老關廟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命名，豐富了對三峽地區歷史文化的認識，并初步構建起三峽庫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

三峽考古實際上是在長江流域打開的另一部可與黃河流域相媲美的“中國二十四史”，從它們之間相互輝映、交流融合的一件件文化遺存中，中華文明頑強的生命活力、包容百川的“基因圖譜”清晰可見。

而這一時期，“考古前置”模式得以在重慶長江兩岸逐步推廣，考古工作與城市規劃、國家大型工程開始緊密結合，搶救性發掘逐漸規范化，考古學研究也不斷深化。

成渝兩地率先讓考古勘探成為土地出讓的“必經門檻”

當時間的車輪來到21世紀，巴蜀大地上的重要發現更是層出不窮。

重慶武隆關口一號墓內出土的遣策，首次走出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庫房，靜靜躺在玻璃展柜里述說近兩千年前的故事。成都荊翠東路墓地出土的金餅，也首次離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庫房，向觀眾展現自己的光芒。

首次亮相的遣策，黑色的圓潤字體至今仍清晰可見，為了方便分欄和對齊，書寫者還在其上用黑墨勾勒出了橫線。

而從成都遠道而來的金餅，正面呈近圓形，餅身表面光滑、中心微凹，中間有一方形戳印，右側刻劃“六一……文”，左側似有刻劃文字，尚難辨認。

除此之外，金沙遺址出土的巨大象牙也被搬到了展廳之中。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重量有兩三噸，其中包括100多根比較完整的象牙，以及100多件用象牙加工成的各種各樣的器物，如象牙尖、象牙段、象牙片以及象牙器等。

一處處遺址的發現、一件件文物的出土、一條條歷史脈絡的厘清，都離不開成渝兩地不斷健全的基建考古體制機制。

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館員，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汪偉說，2018年以來，成都確立了“區域明晰、監管有力、分類實施、強化研究”的土地儲備考古前置“成都模式”。另一邊，重慶則在2022年以來確立“全面調查，重點勘探，分類評估”的基建考古“重慶模式”。

在建設兩地特色考古模式的基礎之上，成渝兩地還共同推進多項“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已經進入項目結項階段，成果豐碩，正在抓緊成果整理刊布；“蜀道考古研究”正在積極開展，荔枝道調查工作即將完成田野調查，溫山縣城遺址發掘工作進入收尾。

同時，兩地也正在共同推進“蜀道”“川渝鹽業遺產”“川渝宋元（蒙）山城防御體系”等多個項目申請進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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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用實物書寫的巴蜀大地史書

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李晟

璀璨的巴蜀文明在萬年時光里，究竟給我們留下了一部怎樣的史書？

《雙城芳華——新時代成渝地區基建考古成果展》無疑給了所有觀眾最精彩也最詳實的答案。

走進位于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二樓的展廳之中，讓我們在策展人王麒越的帶領下，一起翻開這本史書的扉頁……

重慶江津灰千巖的巖畫反映舊石器時代的先民以燧石為筆，鑿刻出牛、熊、羊的圖騰，粗獷的線條中躍動著對自然的原始崇拜；成都雙流王家堰遺址出土的十萬年前手斧，刃部打制痕跡清晰如昨，訴說著先民在成都平原的首次駐足。

當新石器時代的文明曙光漸次顯現，重慶大農場遺址發現了距今9000—10000年的灰坑，為川渝地區萬年文化史提供了考古實證；巫山大水田遺址發現的祭壇和人祭現象，極大地豐富了大溪文化的內涵。成都徐家巷、三星村、紅橋村、花龍門村等遺址的發現，為研究寶墩文化內涵及其向三星堆文化過渡等問題提供了關鍵材料，尤其是玉器和象牙制品的發現，為成都平原文明進程研究提供了實證。

重慶合川張家院子、武隆生基坪、彭水張家壩等遺址為代表的商周遺存填補了嘉陵江流域、烏江流域先秦考古學編年序列。成都禮拜村等遺址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一期的面貌，雙元村等遺址填補了十二橋文化到戰國早期的空白，完善了成都平原夏商周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序列與文化譜系。這些發現揭示了兩地夏商至戰國時期社會復雜化進程，豐富了巴蜀文化的譜系，擴大了其時空分布范圍。

至秦漢時期，成渝雙城已成為文明交融的熔爐，不僅發現多座高等級墓葬，而且在城邑聚落考古方面獲得重大進展。重慶武隆關口西漢一號墓以其保存完好的墓葬形制和豐富的隨葬品展現了巴蜀文化與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成都城首次發現秦簡牘文書，證實蜀郡西工的存在。這一時期的考古成果展示了秦漢時期中央王朝有效國家治理下巴蜀地區的發展與變遷。

時至隋唐宋元時期，成渝兩地考古在戰爭防御設施、城市空間布局、家族墓地、石窟寺造像等方面取得重要收獲。星羅棋布的宋元山城見證了800年前的戰爭硝煙。成都垍窯鎮遺址的發掘，首次構建起唐代瓷業生產、外銷、管理一條龍產業，是唐宋巴蜀地區瓷業經濟的重要見證。

明清時期考古發現主要集中在蜀藩遺存與手工業遺存方面。以重慶巴南禮部尚書劉春墓、宣大總督李文進墓為代表的墓葬展現出明代品官的真實面貌。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宮城苑囿建筑群出土了大量來自景德鎮窯、龍泉窯、玉溪窯的精美瓷器。忠縣沿江冶鋅遺址群、彭水郁山鹽業遺址群、成都寶川局遺址揭示了成渝地區手工業生產的獨特方式。這些考古發現都為深入探討成渝地區明清時期的社會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及研究視角。

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基本建設考古辦公室主任沈修說，《雙城芳華》展覽不僅是對巴蜀文明的深情回望，更是對可持續城市化的莊嚴宣言，在成渝雙城的土地上，每一寸建設都帶著歷史的溫度，每一次飛躍都留有文明的刻度。

當文明的碎片如同時間長河中的星火照亮成渝雙城的前行之路，當考古成為城市發展的“文明校準器”，當歷史記憶轉化為文化自信的源泉，我們深知——真正的現代化從不是對過去的顛覆，而是讓傳統的根系滋養未來的生長。